一个多世纪以来，摄影师和他们的拥趸一直主张摄影应该被视为一种纯艺术。这一辩护究竟有多成功尚不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虽然他们都拍照，同时也享受、使用并珍视摄影，但他们却从来不把摄影当艺术看。

在约翰·伯格看来，摄影还不如别被看作纯艺术，因为现在的摄影，实际上看起来好像还要比世人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关注的绘画和雕塑更为长命。只有少数的博物馆会设立摄影收藏部门，不过，很多人会觉得博物馆不过是一座“坟墓”一般的存在，只有历史的遗物才会被高高在上地供奉在那里。人们时常会问出这样的问题：绘画已死？雕塑已死？艺术已死？传统的艺术作品如果不变成值钱的财产，仿佛就无法幸免于难。摄影似乎没有这样的问题。就其本质而言，照片少有或没有财产价值，因为它们没有稀缺性。

摄影是否是一门真正的艺术？这个问题似乎变得并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它早已用另外一种形式，引起了绘画等传统艺术形式的生存焦虑。另一方面，摄影也在一个跨越社会性和艺术性的领域找到了无限发展的天地。从本雅明，到桑塔格、罗兰·巴特、约翰·伯格，摄影的独特气质吸引了诸多学者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考察和解读。

《理解一张照片：约翰·伯格论摄影》是英国国宝级作家杰夫·戴尔最新编撰的文集，汇集了伯格关于摄影的一系列论述。今天微信，推送书中伯格与摄影家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的对谈。

值得一提的是，身为作家和评论家的约翰·伯格，原本是一个画家，艺术家的生涯帮助他在将图像转变为文字的过程中，对于摄影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有兼顾的把握；而他的交谈对象、摄影家萨尔加多，原本是一位经济学家，经济学的背景同样让他对于自己的摄影创作有更深入的思索和独特的角度。

一出与这座星球同样大的悲剧

选自《理解一张照片：约翰·伯格论摄影》

约翰·伯格（John Berger）

国籍：英国

职业：作家

「曾接受成为一名画家的训练，

我试着将我看见的东西转换成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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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Sebastião Salgado）

国籍：巴西

当下的职业：摄影师

他的外貌暗示出，倘若出生在另一个世纪，

他兴许会是一个航海者，一个探险家。

曾是一名经济学家，有一天，他问自己，

难道照片就不能像统计资料一样或更多地揭示现实？

我们两个在我家厨房里见面，讨论萨尔加多最近出版的一本书《移民》（Migrations）。他四处旅行6年，探访了43个国家。他去的每一个地方，都有正寻找着安身立命之所、养家糊口之地的迁徙之人。在那6年的时间里，这位经济学家——他现在已经是一名摄影师了——拍摄了全球化的面庞。

谈话结束之后，我们出去散步，一位从当地一座山上下来的登山家注意到萨尔加多带着一台相机。“是否需要我给你们拍一张照片？”他询问我们。

萨尔加多：有的时候，我每天会看到一万个人死去。目睹一万人的死亡是艰难的。实在太难了，太难去目睹一万人的死亡，而这一万人的死亡不是由饥饿造成的，他们身体健康，他们濒临死亡是因为我们没什么办法能拯救他们。

今日许多地方都发生着这样的事，我问自己一个问题，是不是在工厂里电视机的产量数目，汽车的产量数目，银行获取利润的数目，与这一刻如此走向死亡的人的数目之间，没有关联性……这个故事，这本书，这些照片是一个全球化的图景，这些人是“被”全球化的人民。

伯格：全球化意味着很多。在一个层面上，它谈论的是贸易，自16世纪就有货物交换，现在则是不断增加的全球之间的信息和观念的交换。但同时，全球化也是一种世界观，是关于人和为什么人生活在世界上的一个观念。

全球每五个人中只有一个可以从这个系统中获利，而剩下的四个则在这种新的不必要的贫穷中经受着不同程度的苦难。

我们现在所称之的全球化的经济系统—它的狂热、它的偏执之一就是声称这里没有任何可替代的方案，它总带着一种偏执，而这是一个谎言。这完全不对，这样说没有考虑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

萨尔加多：在非洲出现的现象是，难民越来越多，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分崩离析，它们都和这种新形态之下的经济系统有关。人们获得的，与他们的生产，他们生产出来的货物相悖。

产品的价格不是在象牙海岸、利比里亚和巴西制定出来的，而是在伦敦、纽约，被交易公司制定出来的，他们才不会去考虑这些人群生活的需要。那么发生了什么？对于这样一群人，蛋糕不断在缩小，而他们的人口规模却在不断扩大。这个经济问题存在于所有这些故事之开端。

我很早就认识这些来自卢旺达的人。1971年，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第一次去了卢旺达。我在当地茶园工作，茶园是一种非常平衡的生活方式。卢旺达不是一个发达国家，却也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而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当我最近返回这个种植园的时候，却发现所有的一切都被烧毁了，所有人的努力都已消失殆尽。人们露宿街头，濒临死亡。

直至那时，在我拍这些照片的那些日子，我还都非常肯定，所谓的进化是正面的。但这之后，我开始问我自己：什么是进化？进化可以冲着任何事物，可以是任何方向，我们也有可能朝相反的方向进化，走向死亡，走向终点，走向最为残忍的结局，而我们却也在适应这样的方向。

伯格：在所有这些照片中，人们会在你的视觉中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体会到单词“是”，但这不是你对你之所见的一种认可，你说“是”，是因为它存在。你当然希望这些“是”能激发那些看到这些照片的人说“不”，但说出这个“不”只能在这个人说出“我必须要与之共存”之后才能发生。想要与这样的世界共存首先就要参与其中，反之，不想要与这样的世界共存就会呈现一种漠不关心，一种掉头离开的态度。

希望的关键点在于，希望在极度黑暗的瞬间出现，好像黑暗中的一束火苗，它不像是一种信心和一个承诺。

萨尔加多：正如你说的，对我来说这里有很多希望。我所拍摄的所有移民都曾生活得非常稳定。但他们现在却在痛苦地迁徙着，他们拥有的只是薄薄一片的希望。带着这点希望，他们尝试在生活中获得另一种稳定。

如果一个人看过这些照片之后只感受到怜悯的话，我会认为自己彻底失败了。因为我想要人们了解的是，我们可以有一种解决方案。在我拍摄的对象中，很少有人对他们当下所处的状态负有责任。

大部分人并不理解，为什么他们和成百上千的其他人走上了迁徙的路。他们失去了家园，甚至连最后一块砖瓦也没有留下，他们的家园被轰炸、被点燃、被摧毁。他们走在逃亡的路上，却不知道原因为何。他们自己不是他们在这儿的原因，原因是另外的事情。对于这些另外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

伯格：假如你把这本书里所有瞬间的拍摄时间加起来……

萨尔加多：大概有一秒钟！对我来说这就是这类摄影的神奇之处，因为就在这一秒钟，我相信你可以非常好地理解在当下这个星球上正在发生什么。

伯格：这张照片是？

萨尔加多：照片里的男人是一位教师，他是完全、完全地绝望，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他。只有他社区的同胞们才能够理解他们失去的是什么。

伯格：这让我想起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在她40岁时候写下的一些文字，我想可以作为你说的话一种总结：

“图像给被折磨的人提供的服务只有两个，一是找到能表达他们痛苦之真相的故事，二是找到能与之产生共鸣的话语，它们穿透外在环境坚硬的外表，直达那常常无法被听到的呼喊——为什么我总是一直被伤害？”

萨尔加多：我们说了太多的统计数字，我们从不谈论真实的感受。一年以前去科索沃，这句话一直提醒着我。

在这次战争中，我们获得了不少统计信息，投放到科索沃轰炸这一地区的炸弹数量、袭击塞尔维亚的飞行员的数字……但没有人去谈论真实的人，关于那些居住其中的人所承受的痛苦。

从科索沃的边境穿越至阿尔巴尼亚，难民希望得到人们张开双臂的迎接，带他们到他们的国家，带他们去法国、德国、美国。

但他们完全错了，没有人等待着他们。我们发动巨大的战争，以他们的名义花费数十亿美元，却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帮助。

伯格：假如我们接受了这些照片中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就得和悲剧面对面。而面对这场悲剧，人们能做的是不得不接受它，然后大声呼喊着反对它。虽然这将不会带来任何改变。

人们常常朝向天空大声呼喊。天空在很多你的照片中相当重要。已经失去了任何悲剧感的旁观者，在看到天空时也许会说：“哈，多么精彩的设定，美丽的布局，如此精心选择的瞬间。”

但这不是一个美学上的问题。天空是在这种现状下唯一可以祈求的。谁会在天上聆听他们？大概是上帝，大概是死去的人，大概是历史。

萨尔加多：他们生活在他们的生活中，生活在如同这座星球一样大的悲剧中。

人们来到你面前，来到你的镜头前，就好像是走到了麦克风前面讲话似的。你因此承担了很大责任，必须去讲述他们的故事，这意味着你必须要展示他们的照片。

我不想给看照片的人造成内心有愧，因为大多数看着他们的人都有自己合适的居所，有工作，也有健康。他们拥有这些东西没什么错。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整个星球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伯格：孩子的那些肖像是怎么出来的？

萨尔加多：我曾在莫桑比克的一个难民营工作，那里是为流离失所的人们而建的一个大难民营。因为莫桑比克有大概35万孩童失去了家庭，营地里有大量的孩子。孩子在拍照的时候相当闹腾，但这就是孩子被拍照时候的状态，很自然也很正常。

我想了一个主意，我说：“孩子们，我要给你们每一个人拍一张照片，然后你们要回归自然状态，让我工作。”

当这些孩子从他们的群体中走出来，坐在我的镜头之前的瞬间，他们成为了一些个体。一个一个的个体。他们是无辜的、纯净的，但从他们的眼睛里面，也许可以看到他们经历了，或者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生活。

约翰·伯格：他们站在那里，显示着他们自己的存在：“我，我在这里，这就是我。”

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我存在。”

伯格：还有些别的事情正发生着，不是吗？他们在看着相机，他们知道他们是在看着世界。他们同时对世界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是什么？你们在此之外？”或者：“还有其他什么是在此之外吗？”

紧跟着他们的问题，我们也许可以问自己三个问题。

1.我们感知和反馈世界的优先地位，是否是可改变的？

2.那些孩子，真确的希望的幽灵，从五大洲看着我们—体现了谁的希望？

3.谁最需要谁，是他们需要我们，还是，我们需要他们？

萨尔加多：拍电影大概是错误的方式，做成海报展示可能也不正确。我真诚想知道究竟什么是正确的？因为，假如，这是正确的，我相信我必须马上要着手去做这件事。我相信我们有责任针对我们当下的生活激起讨论，引发争论，提出问题。一个每个人都应该参与的争论，一个每个人对它都有责任的争论。

如果我们想要作为一种生物继续存活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向前走的正确方向，我们必须要选择另一个方式，因为我在这些照片中看到的不是一种正当的方式。这不是我们选择的道路中正确的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