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穆特·牛顿（Helmut Newton）的摄影集SUMO（1999年）在这个时候再版有些耐人寻味。全书共464页，重达35公斤，附赠Philippe Starck特别设计的支架。为迎合当今时代，该书经过重新设计：改名BABY SUMO，尺寸仅有原版的一半大小，价格相对来说也很合理，1000英镑。（《SUMO》签名初版在2000年柏林拍卖会上以62万马克的价格成交，相当于今日50.6万英镑[1] 左右，成为20世纪最贵的书。）

2020年，牛顿的影响力还在持续，Vogue意大利版10月刊在摄影师100岁诞辰前夕专门撰文介绍了他的艺术影响。牛顿在20世纪70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的背景下崭露头角，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视觉艺术家之一。他的摄影作品定义了时尚专题和广告呈现女性的方式。

饱受争议的先驱[2]

牛顿1920年出生于柏林，是一位犹太纽扣制造商的儿子。他童年衣食无忧，母亲会精心为他戴上塔夫绸领结，还常去Berliner Schwimm Club游泳玩水。在那里，他被游泳爱好者“总是湿湿的”泳衣吸引，后来更将这份记忆注入到作品之中，比如1984年的一张照片，达丽尔·汉纳（Daryl Hannah）脚踏透明塑胶高跟鞋，一身紫红色泳装，膝头颠着一个哭嚎的婴儿。

1938年，为了躲避纳粹迫害，牛顿前往新加坡，之后定居澳大利亚，在那里他遇到妻子和艺术上的伙伴琼·牛顿（June Newton），后者是新版SUMO的编辑。牛顿的目标是为Vogue拍照（1956年他的第一份合同与Vogue英国版签订，之后转至Vogue澳洲版），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才开始认真耕耘起时尚专题。1967年，以模特Willy Van Rooy为主角的照片早早将叙事引入时尚摄影。在题为“如何让皮草飞起来”的系列作品中，Van Rooy朝镜头飞奔而来，身后小飞机紧追不舍，灵感来自于1959年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电影《西北偏北》（North by Northwest）中的著名场景 。

他对女性的恋物癖式的描绘让人难以忘怀。那些不同状态下的赤裸女体乍一看可能让人震惊、受刺激，女性看似被物化了。但这些照片的含义要更加复杂，它们把玩着人类的欲望、情欲、性别和权力等观念。从1981年Vogue巴黎版刊登的Sie Kommen等照片来看，以展示时装为主要任务的时尚摄影在他手中有了另一番境界。牛顿独辟蹊径，让贩卖情色成为常态，为观者带来了可望而不可即的魅惑。他教会我们，贩卖幻想远比贩卖新衣服打动人心。

他成功了，而且他意在挑衅。在1975年的一张名为Rue Aubriot的照片中，模特全身穿着YvesSaint Laurent的“Le Smoking”燕尾服套装。背景里的巴黎呈现出牛顿式的黑白颗粒感，他将这种效果形容为“黑光”。70年代中期女性很少会穿长裤套装，照片打破了性别刻板印象。画面中明亮的路灯暗示着刚刚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情——是我们的想象力成就了这幅作品。该系列的另一幅作品给出了进一步的线索：雌雄莫辨的西装女郎一侧出现了一位只穿高跟鞋、戴面纱的裸体女子。两人之间电光火石，产生一种性张力，也许是色情的——这取决于谁在观看。

煽动性和影响力

牛顿曾说：“我爱女人，胜过一切。”他想把女性表现得强壮有力，却背上了厌女的名声，最著名的事件是作家、活动家和哲学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当面指责他，这个片段被法国电视台收录在名为《赫尔穆特·牛顿：坏的与美的》（Helmut Newton: The Bad and the Beautiful）（2020年）的纪录片中。

在#MeToo的社会背景下，牛顿的作品更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读清楚。今天我们讨论的焦点在于立场，即塑造个人身份的社会和政治背景。牛顿是一位异性恋白人男性，在他工作的年代，主流观点不会点出他的摄影作品是否是父权社会的象征。这些照片以撩人的幻想为人津津乐道，依照摄影师的想象和构建，暗示了猎物和猎人之间的情色角力。不过我们也要认识到他镜头下女主角们的自主情欲。如格蕾丝·琼斯（Grace Jones）在前文提到的纪录片的预告片中所说：“他有点变态，但我也是！”

牛顿作品的复杂之处在于，它们以男性视角来表现女性，目标受众却是女性。翻阅着牛顿摄影集，更多疑问浮现出来。生活在2020年的女性会想成为牛顿的缪斯式的女性吗？做女人没有标准答案，这个问题也不会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