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摄影圈，史蒂夫·麦柯里是个注定要被载入史册的名字。他拍摄过无数见证重大历史时刻的照片：阿富汗战争、海湾战争、柏林墙倒塌、911事件……作为历史证物，他的作品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和影响力，他本人则是“传奇背后的传奇”。

近日，麦柯里的传记《照片人生》在美国面世。新书收集了他40年职业生涯的作品，用图像记录下时代洪流中的人间百态，铺陈开一幅又一幅色彩各异的人生画卷。

因拍照而送命不值得，但很多时候只能冒险

麦柯里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是他1985年拍摄的《阿富汗女孩》。

这是摄影史上最令人难忘的脸庞之一：一名头戴红色围巾的女孩直视镜头。她脸颊肮脏，嘴唇干裂，蓝绿色的眼眸藏着摄人心魄的力量。她像一头受惊的小鹿，眼中的火焰却能灼伤观众视线。恐惧和愤怒交织在一处，点燃了这张本该纯真的脸。从她眼中，人们仿佛能窥见这片战火纷飞的土地上的无数悲剧。

时隔多年，麦柯里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天我在难民营。去吃午饭的路上，我听到帐篷里传来声音，那是一所女子学校。我走进帐篷，发现角落里坐着个小姑娘，她有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光线很完美，背景很完美，人物表情也很完美。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当天最大的收获。”他告诉《印度斯坦时报》，察觉到对方的羞怯后，他耐心开导她，最终获得了她的认可。

麦柯里以为，这幅照片只是即兴之作，没想到，登上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封面后，它引起了巨大轰动。时至今日，《国家地理》仍会收到邮件，发邮件的人要么想索要它的版权，要么想给女孩捐款。然而，随后17年里，没人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麦柯里一夜成名。这张照片把他和《国家地理》捆在了一起。“从没有哪张照片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获得这么大的成功。我们深感荣幸。”该杂志摄影总监莎拉·利恩告诉美国《时代》杂志。

其实，麦柯里并不受雇于《国家地理》，也不属于其他任何机构。除了年轻时短暂供职于美国一家地方报纸，他始终是自由职业者，周游世界近半个世纪。

麦柯里有着流浪者的灵魂。他的妹妹邦妮在书中回忆，儿时，他经常一个人去树林里，或者跑到郊外探险；在做祷告时，只要觉得无聊，他就会溜出教堂。

“我对每件事都有兴趣：路面的裂缝，涂鸦，云彩……一切都令人着迷。”他告诉美国“每日野兽”网站。

1978年，麦柯里开始了自由摄影师的生涯。他贪婪地追逐故事，甚至跟阿富汗的“圣战分子”同吃同住。用法国导演丹尼斯·德雷斯特拉克的话说：“他是不知疲惫的猎人，行动飞快，别人只能在后头望尘兴叹。”

因为执意通过完美的灯光、构图和时机来讲故事，他面对的不仅是更多的困难，还有死亡的威胁，但邦妮说，“他的字典里没有‘恐惧’”。

“有一次在孟买，几个酒鬼把我扔到河里，差点儿淹死。还有一次在斯洛文尼亚坠机，我一头扎入水中，时值寒冬，差点儿冻死，但我奇迹般一次又一次死里逃生。”麦柯里笑言。

他宣称，自己尽力在冒险和谨慎间保持平衡。他并不认为因拍照而送命是值得的，但很多时候只能冒险。“坐在头排观看历史上演，是不可多得的体验。”

“这是我们基因里的使命”

麦柯里的职业生涯中，“巧合”起了很大作用。有人感叹，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改变世界的事件。或许，这只是因为他太爱漂泊。

911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麦柯里从国外回来。他的公寓能俯瞰曼哈顿下城区。次日早上，他正在整理邮件，突然接到电话说出事了。他向窗外看去，大火正从世贸双塔蹿起。

麦柯里拿起相机，冲上楼顶开始拍照。正当他准备奔向现场时，大楼轰然倒塌。

“它们正在爆炸，浓烟遮天蔽日，无数人被埋在废墟中。大楼没了，这是不可能的。即便亲眼所见，我也不相信这是真的。这就像是在梦里，或者说，在噩梦里。”他在接受《美国照片》杂志采访时说。

大部分人惊慌失措地逃命，少数人却逆流而行，奔向灾难发生的地方。“我们想搞清发生了什么，然后把故事告诉人们。这是我们基因里的使命。”麦柯里说。

灾难后的现场犹如“超现实主义秀”。纸屑到处飞散，显示这里曾是租金不菲的写字楼。文件柜、电话、电脑……在冲击和爆炸中灰飞烟灭。

“我心如刀绞。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摄影师，我必须保持冷静，做好份内之事。我告诉自己，不能被情绪压倒。”

麦柯里在现场一直待到晚上9点。躺在床上，他辗转难眠，半夜3点又一次到达现场。彼时，现场已经封锁，到处都是警察和消防员。他找到一个缺口，偷偷溜了进去，直到天亮才被发现。警察大发雷霆，消防员威胁说要用铁锹打碎他的脑袋。“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在他们看来，我们跟游客没什么区别。实际上，我们是历史的记录者。”

“这份工作令人……充实。”谈到自己的职业，不善言辞的麦柯里有些词穷。“我去过的很多地方，大多数人避之而不及，我却渴望找到它们……或许，这就是我的‘基因’。”

让关怀在“重返”中延续

麦柯里赖以成名的作品多为重大历史事件和战争题材，但他的镜头下从来不缺乏对普通人的关怀和对人性的探寻。

2013年，麦柯里受慈善组织邀请前往埃塞俄比亚西南部奥莫山谷。那里生活着9个部落，是非洲“最后的边界”。当地没有干净的水源和医疗设施，疾病盛行。有一类人被称为“明吉”，这是对那些“不干净”或“受诅咒”的孩童的称呼。一旦被贴上标签，这些孩子就会被抛弃到沙漠中，或者被投进河里。

莱尔·拉布克是《国家地理》摄影师，他和友人成立了“奥莫儿童”组织，旨在拯救那些被族人遗弃和伤害的儿童。麦柯里闻讯，马上以此为题拍了部纪录片，还展览和出版了大量照片。他们希望这些孩子有朝一日成为部落领袖，终结陋习。

麦柯里的人生中，“重返”是永恒的主题。他不像游客，拍完照片就跟一个景点说“拜拜”，然后一去不返。他会一次又一次回到老地方，寻找在生命里邂逅过的人。

2002年1月，麦卡里回到巴基斯坦，寻找17年前令他成名的绿眼睛女孩。他们在当年的拍摄地附近到处张贴她的照片，那些难民营依然矗立在原地。幸运的是，有人提供了线索：她如今住在深山里，要开车6小时，再徒步3小时，穿越荒原。

摄影师没费什么力气就认出了曾经的小女孩。岁月带走了她的青春，她暗红的脸颊像牛皮般粗糙，下颌轮廓不再清晰，眼眸也不再清亮，但仍有火焰在燃烧。“这就是她。”他想。

她名叫沙巴特·古拉，是普什图人。据说，普什图人只有在战争中才能“找到和平”。《阿富汗女孩》是她人生中第一张照片，从那以后，再也没人给她拍过照。重逢时，古拉28岁，也许29岁，她说不清自己的确切年龄。

“这些年来，她过得很艰难。”麦柯里说。

这次重逢让古拉得到了经济支持，但也令她的身份曝光，直接导致她被驱逐出巴基斯坦。回到阿富汗后，家人切断了她与外界的联系。这次，她彻底消失了。

“我去过阿富汗很多次，它的故事一直在延续，分为俄罗斯、印度、塔利班、美国等不同篇章。”他告诉英国“newinternationalist”网站，“40年过去了，这个国家仍然一团糟。我对此并不惊讶，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世界。真正让我惊讶的是，似乎没人能从历史中学到东西，尽管我们都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保证会做出改变。”

阿富汗战争是麦柯里职业生涯中浓墨重彩的篇章，但他不认为自己是“战地摄影师”。“我感兴趣的不是战争，而是人的命运。那些不幸的人们原本过着和平的生活，突然发现自己已身处乱世。对我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

“为拍出好照片，你必须上天入地”

麦柯里不习惯给作品分类，他喜欢称自己为“讲故事的人”。“我的某些作品属于艺术领域，被私人和博物馆收藏。”他告诉《时代》杂志，“很难把我归入哪个类别。”

这种特立独行的自我认知给麦柯里带来了麻烦。2016年，有人发现他的一幅作品像是用电脑处理过的。随后的调查表明，他确实修改了构图。

除了标准色彩校正和处理，任何对图像的修改都会被视为记者职业生涯中的污点。美联社就开除了曾用软件修改照片的摄影师纳西索·康特拉斯，即便此君得过普利策奖。《国家地理》摄影总监莎拉·莱恩表示，“绝不原谅对新闻照片进行操作”。

“PS风波”发生后，麦柯里澄清说，摄影记者对照片的要求确实更严格，但他不觉得自己是摄影记者。“我认为摄影是表达个人观点的方式，”他告诉“每日野兽”网站，“在生活中，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不时会犯些错误。”

他用《国家地理》1984年发布的另一照片来解释自己的观点。“那张照片是横向拍摄的，但出版时为了适应封面尺寸，海水被纵向拉伸了。有人说这样不对，但我认为，只要真实性和完整性得以保存，就未尝不可。”他也保证，会尽量避免使用PS手段，即便是在独自旅行时。

今后，麦柯里打算更多地使用智能手机拍摄。“我很喜欢手机，而且在著作中收集了很多手机拍的照片，这些书都卖得很好。用手机一样可以做严肃的工作，它的质量可能和我40年前使用的相机一样棒。”

即便年近七旬，他的日程仍旧满满当当。接受“每日野兽”采访时，麦柯里正在意大利为一本新书做宣传。他有个笔记本，上头密密麻麻地罗列着近期要做的事。本子的封面有行潦草的字迹：“为拍出好照片，你必须上天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