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低调、从不张扬的杨光海，与这个世界的告别也是静悄悄的，送别他的，除了亲属、同事，只有几位从北京本地和昆明赶来的好友。

　　11月27日凌晨5时半，北京密云区医院，88岁的杨光海安详离世。

　　这位中国民族志电影先行者，一辈子沉浸在民族纪录片的拍摄和资料整理中。那些黑白的、彩色的影像，关乎民族历史、国家记忆，更关乎民族文化的传承。

　　从子雄摄影室的学徒到不怕死的摄影师

　　杨光海能加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以下简称“民纪片”）的拍摄队伍，与他在子雄摄影室培养起来的对影像的爱好和精湛的摄影技巧有关。

　　位于昆明云瑞西路的子雄摄影室，是20世纪40年代昆明有名的照相馆。15岁时的杨光海因读过小学识字，被招收为照相馆的学徒。老板郭子雄不知道，这位从云南大理湾桥乡靠走路、搭货车，用六七天时间才来到昆明的白族少年，数十年后，会成为“中国民族志电影第一人”。

　　1950年2月，昆明解放，杨光海被新生活吸引，报名参军，考入西南军区军政大学，1952年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

　　1957年，为配合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经国家领导人批准，全国人大民委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原民族研究所与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等单位，开展了民族纪录片拍摄工作。

　　这项动员了国家力量的影片创作计划从1957年启动，到1981年结束，共计完成了21部影片。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民族志电影史上投资最大、动员最广、历时最长的一次拍摄活动。

　　参加新中国第一批少数民族纪录电影片的拍摄时，杨光海只有25岁，那时他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助理。

　　《佤族》是其中的第一部。当时佤族还处于原始部落、刀耕火种时代，语言不通，很少有人进入，摄制组首先和头人沟通，为了取得信任，向每家每户赠送盐和茶叶，和他们一起喝水酒，吃烤在火塘边上长蛆长毛的肉。

　　拍《独龙族》更为艰难，摄制组带着沉重的摄影机、脚架、行李，乘坐火车、货车、邮车、马车，20多天才从北京辗转到云南贡山县，又从贡山跟着马帮走了10多天，翻越碧罗雪山，穿越茫茫森林。那时正是困难时期，没有足够的粮食，体力消耗很大，吃不上蔬菜，偶尔能捡到马帮丢弃的莴笋叶放在面疙瘩汤里煮着吃。拍了两个多月后，又要赶在大雪封山前走出来。

　　以杨光海这次经历写成的文章《独龙江畔》发表在1962年5月8日的《中国青年报》上。

　　动员国家力量创作的影片被蒙上历史尘埃

　　1958年春耕开始前，云南普洱市西盟区（后改为西盟佤族自治县——记者注）阿佤山的岳宋寨，年轻的杨光海抱着一台苏联产的埃姆摄影机挤在人群中，为了拍到剽牛的瞬间，他不顾一切地往前靠，突然，一头疼痛难忍的牛向他扑来，吓得杨光海连连后退，大拇指一直按着摄影机开关，惊慌中拍下了牛被剽后怒吼挣扎暴跳的情景。

　　这组精彩的镜头，后来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很高的赞誉。

　　当时，为了影片的“科学性”，拍摄前，各民族调查组先写出提纲，经领导和专家审查通过后，由学者和摄影师组成拍摄小组，到当地后再根据实际情况修改提纲，撰写分镜头剧本，再进入拍摄。

　　然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民族都发生了变化，一些历史现象和社会结构已不存在。为把被拍摄民族的“社会历史面貌留存下来”，拍摄小组采取了“搬演复原”的方法，被拍摄的村民们成了演员，演绎着逝去不久的生活。

　　搬演较多的是《苦聪人》。苦聪人（后经民族识别，确定为拉祜族的一支——记者注）一直散居在滇南哀牢山的密林里，20世纪50年代，经过解放军长途跋涉艰苦寻找，将大部分苦聪人迁移到政府安排的村寨定居。

　　为了拍摄重现苦聪人漂泊在原始老林里的迁徙和“钻竹取火”生活，摄制组安排了一个有男有女、有老人有小孩的家族，在野外露宿，篝火被雨水浇灭，苦聪人钻竹取火，再次让篝火燃起，夺回了温暖。“影片中的雷鸣电闪，刮风下雨，都是后来在北京搞的特效。”杨光海说，“真要下雨，就拍不了”。

　　摄制组还把别的村寨的人集中到牛塘寨，搬演“男女谈情说爱，吹着芦笙跳着舞”。

　　这种拍摄方法，在当年设备落后、胶片短缺的情况下，使创作任务完成得较为顺畅。

　　这批由国家主导拍摄的民族纪录片，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问世后作为内部资料从未公开放映过。它们被放置在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等研究机构里，落满了灰尘。而与这批片子有关的创作者们，也几乎无人知晓。

　　40年后的199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第一届影视人类学硕士培训班的学生观看了1957年拍摄的《佤族》。

　　云南省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学者和渊当时是这个班的学生。他说：“影片中的搬演摆拍，让我们这些刚刚开始学习西方纪录电影理论的年轻人，觉得影片惨不忍睹”。

　　但是，这部影片让他记住了一个名字：杨光海。

　　他的风格像费拉哈迪，但他从未看过费拉哈迪的片子

　　2003年3月，在昆明举办的“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后改名为“云之南纪录影像展”——记者注）上，播放了杨光海拍摄的《佤族》《鄂伦春人》《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三部片子。影像展闭幕时，组委会向杨光海颁发了“云之南奖”，一枚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文物“滇王金印”的复制品。

　　这个影展经过媒体的报道，杨光海等一批被遗忘的中国民族志电影人，开始重回公众视野。

　　那次影展上，杨光海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时，对半个世纪前深入高山深谷、原始丛林拍摄回来的片子，心怀遗憾。他反复说：“我没办法，我很遗憾，我很惭愧。”

　　最早研究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德国影视人类学家瞿开森，认为杨光海拍摄的风格很像西方“纪录片之父”费拉哈迪（Robert Flaherty）。“但老杨从未看过费拉哈迪的片子，这让我很惊讶。”瞿开森说。

　　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郭净也发现，新中国成立之初，杨光海受到的西方教育仅仅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训练班上，与荷兰电影导演、纪录片大师伊文思交流过。

　　杨光海的知识，大多靠自学和领悟。有关人类学民族学的启蒙，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林耀华。拍完《苦聪人》后，林耀华审片时，问了他很多问题：苦聪人有没有胞族、氏族，他们的婚姻、丧葬和重大节日是什么。“我蒙了，答不出来。”

　　为此，杨光海等摄制人员又辛苦跋涉返回牛塘寨，补拍了一些内容，前后一年才完成《苦聪人》的拍摄。

　　《苦聪人》完成后，已有民族学人类学意识的杨光海开始不完全按照提纲拍摄了。

　　在此后多年的拍摄中，即使提纲上没有写到、合同里没有要求拍摄的，只要杨光海觉得需要抢救，他就拍下来。

　　1962年-1963年拍摄《鄂伦春族》时，杨光海用四季狩猎讲述了鄂伦春族由家族公社到农村公社的变化，注重了民族学的内容，记录了他们的婚姻、丧葬、服饰、手工艺品等。这是杨光海最满意的片子之一，它被国外专家称为“一部典型的民族志影片”。

　　“我拍片子既不仰视也不俯视，我是平视的角度。和他们吃住在一起，以族里人的身份来拍摄。”杨光海说。

　　对这批影片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中心主任、副教授朱靖江认为，中国这一史无前例的民族志电影摄制活动，“前辈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创作方法体系”；“这批影片在中国人类学历史上第一次为16个少数民族建立了影像档案，奠定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基石”。

　　杨光海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拍摄的影片，全部被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学术机构收藏，并被译制成英文版传播研究。

　　将参与者的名字编入书中

　　1989年5月2日，德国弗莱堡的一个人类学电影学术交流活动上，仅有3个人的中国代表团在影展上播放了5部中国影片，引起了外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在此之前我们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电影一无所知。”德国弗莱堡市立电影院负责人科贝说。

　　杨光海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他是经由原《环球银幕画刊》副主编、德语翻译冯由礼的推介而来，这是他第一次出国。

　　杨光海后来在他的文章中写道：“《佤族》剽牛的镜头，与会者表示敬佩，认为拍得真实自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外国学者向他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在西方导演眼里，中国的一切都是新奇的。”他们发现，“中国是世界上将影视手段最早应用于民族学研究的国家之一。”

　　1977年，从文化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的杨光海，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电影组，他得以重操旧业。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的纪录片已不被关注，民族学尚在复苏之中。杨光海孤独前行，自己买了摄像机，坚持拍片。直至退休，他共拍摄人类学纪录片40余部。

　　1981年，因杨光海拍摄的影片引起争议，他所在电影组撤销，电影器材、工作样片“胡乱入库”。杨光海痛苦愤懑，“食不知味，夜不能寐”。

　　成了闲人的杨光海，开始把所有精力投入到民族纪录片文献资料的整理上。

　　由于民族纪录片的摄制参与部门甚多，相关的拍摄提纲、分镜头剧本、解说词等，没有专门的机构集中保管，散落各地，有的甚至已经丢失。

　　杨光海给当年参与拍摄的人写了30多封信，他们纷纷给杨光海寄来收藏多年的文件、文本、信件等。对一些只字未存的影片，杨光海听着影片的录音，一句一句抄录解说词。书稿送到印刷厂，有的印刷字迹不清，他又花了3个月时间抄写成手稿，再拿去付印。

　　在领导和同仁的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剧本选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资料汇编》两本著作，终于作为内部资料在1983年以铅印本问世，成为研究中国早期民族志电影的基本资料。

　　做这件很吃力而且没有任何报酬的工作，杨光海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自觉自愿干的。我年纪大了，应尽快把资料整理出来，留给后代研究。”

　　他还有个心思，编书的时候，“添加参与者的名字”。按照当年影片拍摄时的规矩，每部完成的片子都没有职员表，只写xx调查组的名称。这一愿望在2015年实现，《中国民族社会科学纪录片文本汇编》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加入了杨光海费了很大周折才找到的参与者的名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鲍江记得，杨光海最爱说的一个词是：通力合作。在杨光海看来，这个以国家力量主导的拍摄活动，强调的是“合作”：与学者的合作、与当地干部的合作、与兄弟民族的合作。

　　他们认为，没有杨光海的坚持，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命运必然有所不同。

　　学术界的抢救行动

　　研究中，郭净意外发现，1982年，杨光海在《民族学研究》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的名称，改为“民族志电影”。

　　“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公开提出‘民族志影片’的概念。”郭净认为，它表明杨光海等少数学者，已经觉察到中国民族志电影发生了转折：国家机构不再成为这类影片制作的主导者，学者和学术群体将成为学科发展的推动力量。

　　进入2000年以来，一批学者意识到，中国早期民族志电影先行者正在老去，撰写口述史、留住他们的影像、整理他们手中的资料，刻不容缓。

　　2008年岁末到2009年初，鲍江用DV录像的方式，对杨光海进行了访谈，并出版《你我田野——倾听电影人类学在中国的开创》。

　　2011年，郭净组织了一个小团队，访谈了9位中国民族志电影先行者，并出版《中国民族志电影先行者口述史》。他们是：杨光海、徐志远、谭碧波、杨毓骧、蔡家麒、曹成章、刀永明、刀述仁、杨俊雄。

　　2009年，云南大学人类学教授尹绍亭主编的“田野中国丛书”，收录了杨光海的专著《民族影志田野集录》；2014年，云南人民出版社资深出版人尹杰为杨光海编辑出版了《镜头中的民族记忆》《中国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文本汇编》。

　　20世纪90年代，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谭乐水，带着他的父亲谭碧波等早期参与过民纪片拍摄的老人，重访过去的民族村寨。在跨越半个世纪的影像对话中，记录民族社会的变迁。这些片子拍了近20年，谭碧波等老人已经去世。这部《60年后的重访——中国影视人类学的起点》即将出版。

　　2015年8月，朱靖江策展的杨光海民族志影像展，在大理摄影博物馆开展，这是84岁高龄的杨光海生前最后一次重返故乡大理。他向博物馆捐赠了近500张照片，3部纪录片的拷贝。博物馆馆长赵渝说，“苍山洱海将永远铭记他的光影人生”。

　　也是在这一年的4月，北京国际电影节首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组委会，向杨光海颁发了“终身成就奖”。

　　颁奖词写道：“杨光海先生的系列作品是中国现代民族志影像实践的起点，并奠定该领域的严谨性与高度。此后，对于民族志影像创作的坚持，使他成为该领域不可替代的标志性人物。”

　　身着一件陈旧卡其色外套的杨光海，在星光耀眼的颁奖台上说：“这一辈子值了。”